鸦片，在民国时期被称为大烟、烟土或福寿膏，曾泛滥成灾。尽管当时政府明确禁止鸦片的贩卖和吸食，实际上这一禁令并没有得到严格执行，反而成了许多人钻空子的机会。
在民国初年，北平的韩家潭有一家妓院，名为“庆余堂”，老板叫张子培。韩家潭自清末以来一直是著名的“烟花之地”，这里聚集了许多达官贵人、纨绔子弟和政界要员，成为他们消遣放松的场所。所以，张子培的生意十分兴旺，日子过得相当不错。令人奇怪的是，尽管张子培身为妓院老板，也有吸鸦片的习惯，但他总是不敢公开吸烟。他和其他妓院老板一样，明知道鸦片违法，却只能偷偷摸摸地吸。在白天，店里人多眼杂，他只能在亲戚家悄悄抽，到了晚上才敢在家里抽上一口。
为什么一个妓院老板要这么麻烦地藏着掖着呢？原来，在那个时代，想要公开吸鸦片，只有到烟馆去。烟馆通常需要定期给警察送“红包”，只要交了钱，警察就视而不见，生意也能照常经营。但在烟馆之外，即便是妓院这样的场所，也不能随便吸烟。直到1920年，奉军入关后，张景惠这个著名的“大烟枪”曾到庆余堂玩，北平的警察厅才特许他吸鸦片，并为他提供了烟具和烟土，这才开了个先例，从此以后，达官贵人也可以在妓院里自由地吸鸦片了。
展开剩余68%很多人可能会问，之前的妓院里就没人抽鸦片吗？当然不是，只不过大家都得偷偷摸摸地抽，因为警察随时会进行突击检查。一旦被查到，所有吸鸦片的人都会被抓捕。韩家潭周围的胡同里，妓院、烟馆比比皆是。警察严格禁止私人拥有烟具，打击妓院吸烟，目的是让人们都去烟馆消费，烟馆生意好，警察收得的“份子钱”也多。
那时候的烟馆通常很简陋，只是一两间小屋，屋里黑漆漆的，摆放着油腻的烟具和大床。烟馆老板通常自己也抽鸦片，根本不打算另谋生计，只好开个小烟馆勉强维持生计。客人群体很杂，既有底层百姓，也有一些富人。当然，也有一些高档烟馆，它们房间宽敞，烟具精美，还有专人伺候，只有有钱人才能去。
张子培之所以不去烟馆，是因为他害怕被警察纠缠。民国时期，尽管有禁烟令，警察随时可能抓捕吸鸦片的人。只要有人告发他抽烟，警察就会前来查处，而他作为妓院老板，是警察勒索的主要目标。因此，他宁愿偷偷在家里抽，也不敢去烟馆公开吸烟。偷偷在家抽的好处是，至少能避免烟馆的“坑”。烟馆为了赚钱，常常在烟土中掺入烟灰或其他杂物，甚至在烟土里加入甘油和白酒，这样烟土不但会重，口感也会更好，但质量就大打折扣了。
与之相反，张子培如果自己购买鸦片，就能确保质量过关。民国初年，鸦片大多是从印度进口的，“人头土”和“马蹄土”质量极高，但价格也非常贵。随着时间推移，国内的鸦片种植逐渐增多，东北的“冻土”、云南的“云土”以及广东的“广土”都成为了流行的烟土。尤其是东北的烟土，因其强烈的后劲，常常被人反复抽。
然而，这些偷运的烟土并非总是那么便宜，尤其是在烟馆里，常常会被“坑”。一些上档次的烟馆，房间宽敞，环境优雅，客人坐在雅座里，抽着精致的烟具，旁边的伺候人员随时准备服务。如果有客人需要酒菜，马上就会送上。然而，这些烟馆的烟土往往来自“批发商”。这些批发商与警察关系很好，可以通过不合法渠道低价购买鸦片，然后卖给烟馆，赚取差价。
批发商在烟土的运输过程中通常要冒极大的风险，因为在运输途中，他们可能会遇到土匪或者警察的检查。为了避免麻烦，他们需要通过关系把烟土偷偷运送到各地。很多不法分子通过这种方式获利巨大，但这也带来了极高的风险。
有些烟土批发商也很聪明，他们利用掩饰伎俩将烟土偷偷运送。例如，有个批发商就通过“洋货铺”来掩护自己的非法交易，甚至有些妇女为了逃避检查，竟把烟土做成膏药贴在身上，巧妙地避开了警察的检查。
然而，这些违法的烟土交易最终给社会带来了极大的伤害，不仅导致了人们的倾家荡产，甚至有不少人在这条“致富之路”上丧命。张子培的儿子张文钧就回忆起，当年有个朋友居金龙，因沉迷赌博负债累累，最后在偷运烟土过程中被骗，最终以生命为代价。
民国时期的鸦片问题，不仅让许多人因为吸食鸦片而走上贫困的不归路，也让一些人因贩卖鸦片而丧命。虽然政府实施禁烟令，但现实中禁令形同虚设，鸦片成了许多人的生财工具，最终拖垮了整个社会的道德和经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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